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拥有藏品二十八万件。但要从中选择一件作为巴文化的代表，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是不二之选。

一段传奇的出土经历

若非因借展“出差”，人们通常可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远古巴渝”展厅里，看到这件可以称之为巴文化最杰出代表的青铜文物。

战国青铜虎钮錞于备受各界人士追捧，而在需要专家出面讲解它的重要场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部研究馆员、中国史（历史地理学）博士彭学斌时常会被推至“台前”。

“我和它相伴相随30多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彭学斌笑言。

1989年，这件宝贝在万县地区甘宁镇（今万州区甘宁镇）出土。一年后，彭学斌从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进入当时的万县博物馆工作。

因为虎钮錞于本身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2005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馆之时，便把它从万州调至重庆。2009年，彭学斌也“追随”而来。

据彭学斌回忆，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有着一段传奇的出土经历。

1989年7月，万州甘宁乡的一场大水，冲出了一件造型古怪的器具。当地村民奔走相告，说是巨石缝中有个大铜罐。

当时的万县文管所考古工作者接到消息后，马上就赶到了现场。他们依据经验，立即断定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青铜文物。

然而，最初发现的虎钮錞于并不完整——顶部老虎的尾巴出现了断裂。沮丧之余，考古工作者又发现老虎断尾处是一个刚形成的新茬，这说明虎尾才断裂不久，缺失的部分很可能就在附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们发动甘宁的村民寻找断尾。

村民们如大海捞针一般开始了寻找。但实际上，考古工作者们对此也没抱多大希望。毕竟一个青铜小尾巴实在太小，可能埋藏的范围又太大，比如很远的上游或者附近的高山。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不到一周时间，断尾竟然真的被找到了，使得这件文物修复后的外观能完好如初。

这件青铜器高68厘米，重30公斤，肩围93厘米，腹围64厘米，肩围大而腰围小，整体呈椭圆筒形。走近细看，会发现顶部中央铸有一只老虎，老虎耳目清晰，张口露齿，尾巴微翘，威武伫立。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是用来干什么的？水库附近的村民都不清楚它的来路。因文物的出土地甘宁镇，是三国时期东吴名将甘宁的故乡，村民们一度认为这是甘宁将军的宝物重见天日。

根据青铜器的形状，人们又猜测：这会不会是用来盛放东西的器皿？ 

彭学斌第一次见到这件青铜器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猜测。但青铜器上部有虎形挂钮，下面镂空无法盛放物品，盛器的可能性被排除。

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彭学斌联想到彼时在各地出土的一种军乐器——錞于。

一件古老的巴国重器

在万州出土的这件青铜器，果真与甘宁将军有关吗？实则不是。

经多方鉴定，专家们认定它比甘宁还要“年长”几百岁，是战国时期的錞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彭学斌说，錞于最早出现在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起始地点陕西和山东，都出土有更早时期的錞于。它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早期，开始是一种陶器，逐渐演变为青铜器。

“在古代，錞于通常作为一种军乐器，在战场与战鼓一起使用。”彭学斌介绍，初期的錞于是圆丘形的，在圆丘形上部会设计一个环，方便用绳索悬挂并敲击，不过有的也没有环。

随着形制的逐渐演变，也许是为了满足实际用途的需要或者是造型的美观，那个环逐渐被设计成有一定艺术造型、有立体感的钮，其形态各式各样，有龙形、马形、虎形、桥形，最常见的就是虎钮。

彭学斌说，川东、鄂西和湘西区域出土的錞于大多有虎形挂钮，而这一区域在先秦和两汉时期，正是巴人传统的活动区域。

史籍中的巴人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民族。古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由此可见，巴人十分勇猛善战。

根据文献记载，巴人参加了讨伐商纣王的战争，因功封爵，成为周朝的藩国。学者们推测这时的巴人居住在鄂西地区或江汉平原上。

春秋时期，巴国在与楚国的战争中失败，被迫退入三峡地区生活，建立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巴国。到了公元前316年，巴蜀被秦国所灭，巴国也随之消亡。

这件虎钮錞于与巴人是不是有什么联系？彭学斌表示，经考证，这件青铜器被确认为战国时期巴人特有的军乐器——虎钮錞于。虎形钮是巴人崇尚虎文化的一种呈现。

据史料记载，巴人处在大国的包夹之中，生存环境比较险恶，因此全民皆兵，长期征战。而虎钮錞于作为一件军乐器，自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巴人在战场上跳着激烈的舞蹈，用虎钮錞于和战鼓敲击出激动人心的节奏，希望能借助虎的威势赢得战斗的胜利。

“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实际用途变得更为广泛，可应用于战争、宴飨、祭祀等各种重大活动和场合。当时的人们非常看重錞于，将其作为一种神器来使用。”彭学斌说。 

錞于逐渐由军乐器演变成祭祀中的重要祭器，在长江流域盛行开来，是因为战国时期，三峡地区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巫风盛行，人们信鬼神、重祭祀。

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被广泛使用的虎钮錞于，故而堪称巴国的“国之重器”。

一份浓厚的祖源记忆

在民间，这件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有着“錞于王”之称。

“它的特征非常清晰。”彭学斌说：“首先是个体大，它比我们常见的錞于大概要高10到20公分；其次是保存好、质量精，它的重量比一般的錞于也要重一些；再就是工艺美，整个造型非常流畅，比例特别合理。”

最引人注意的，应该是其顶部栩栩如生的虎形钮。彭学斌说，这件虎钮錞于与巴人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廪君有关。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了一段神奇的巴国开国之君的历史。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

“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日：‘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则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廪君就是传说中的巴人先神。时至今日，具有鲜明传奇色彩的廪君传说依然弥漫山间，人们赞美着廪君超凡的智慧、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出类拔萃的劳动技能。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三峡地区发现的巴人遗骸、随葬青铜兵器使沉寂已久的巴人历史渐渐复活。虎形带钩、虎纹戈、虎纹矛、虎纹剑……在出土的巴人器物中，虎的形象无处不在，揭示出巴人对虎的虔诚崇拜。

“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当地他的子民和部民们经常以人祀白虎，以人血来祭祀他。”彭学斌认为，这个威风凛凛、栩栩如生的虎形挂钮，代表着巴人对英雄祖先深深的记忆、浓浓的崇拜。包括巴蔓子、巴寡妇清等故事的传承，都代表着巴人对英雄祖先的记忆和怀念。

一曲永恒的巴渝赞歌

长年从事研究工作，让彭学斌对战国青铜虎钮錞于有了更深层次的体悟。在他看来，这件文物还代表着巴人的品性，深蕴着世代传承的崇敬与赞美。

“它是巴人天性劲勇、质直好义的英雄本色的体现。”彭学斌说，虎钮錞于作为一种军乐器，敲击的时候身震如雷，威慑敌胆；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振奋精神、威慑鬼神，“反映了巴人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精神。”

錞于本身并非巴人的特产，但是在錞于上面加装一个虎钮，就是巴人把自己的文化符号安装在外来的乐器上面，形成的一种特色，而这种特色，又使得文物更加美观、更具文化内涵。

“它还体现了巴人适应自然、顽强生存的状态。”彭学斌说，虎钮錞于在其发明地中原地区就是一种单纯的乐器，但是在进入巴国之后，巴人广泛使用它，将它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支柱，足见巴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当强。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外墙浮雕的中心图案，有羽人击鼓与独木舟纹。而这种奇特的图案，和椎髻人面、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四蒂纹等图语一起，分布在虎钮的周围。

“这些图语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巴人作为渔猎民族的生活图景。”彭学斌说，也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巴蜀图语是当时巫师做法事的一些符号——往往把一些怪异的文字符号或者是原始符号刻在兵器上或者是祭祀用器上面。就像咒符一样，鼓励战士勇猛直前。

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人船棺葬，为这一猜测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古代巴人沿江而住、以船为家，生与死都与水紧密相连。对于巴人来说，船棺是他们死后的居所。

他们也将对生活的理解，虔诚地镌刻在这件神圣的器物上。

虎钮錞于上面的一个独特组合，也曾引起彭学斌的注意，“就是老虎跟人头的组合，老虎嘴底下正好对着椎髻人面的形象。虎钮錞于以平面结合立体的方式，呈现了以人祀虎的文化符号，这在商和西周时期非常流行。”

虽然相伴相随多年，彭学斌在介绍这件文物时，依然保有新鲜与热情，仿佛是穿越时空，与之深刻对话。

神秘的巴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何其有幸，在经历漫长的静默与沧桑之后，战国青铜虎钮錞于能够现身于世人面前。它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纹样都在述说着巴人的生活、巴人的精神…… （记者 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