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腾飞与社会进步，中国的慈善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新风尚。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我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专业化和行业化程度仍然在不断提升。

从中国慈善走向慈善中国

　　70年多的历程，中国的慈善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形成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新风尚。这一路上的起承转合，无不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似一根丝线串联起慈善事业上的点点珠光。

　　百废待兴中的慈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是第一要务，在其面前社会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1965年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也只有6000个左右。这些社团类别也比较简单，主要是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9类群众组织，社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作用弱。

　　这个年代的慈善人物与事件，都有着与国家命运相扶持的时代印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之前的连年战争，国家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为解决社会救济问题，1950年4月，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应运而生，以当时最急迫的灾荒救济和失业救济为重点开展工作，救助灾区群众，收容弱势群体，整顿历史遗留的社会救济组织，进行对外国际援助，在新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6年到1965年，华侨捐建蓬勃发展，以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爱国华侨刘玉水等为代表，这期间仅福建省华侨捐款兴学总额就达5400多万元。此外，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一股文物捐赠热潮，张伯驹、潘达于、郑振铎、朱家溍等收藏大家纷纷将自己的收藏珍品无偿捐赠给国家，这股文物捐赠热潮一直持续至70年代末。

　　蓬勃发展的慈善事业

　　1978年，民政部恢复设立。此后，经民政部批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公募基金会陆续成立，从组织机构建设到职能发挥同步动作，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自此开始焕发生机。

　　1981年7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基金会，1989年推出并实施了旨在资助贫困地区失辍学女童继续学业，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的项目——“春蕾计划”，截至目前，“春蕾计划”已资助女童超过400万人次，捐建春蕾学校2000所，对近60万人次女童进行职业教育培训。

　　“‘母亲水窖’累计帮助中西部地区296万人解决饮水困难;为贫困地区捐赠2624辆‘母亲健康快车’及车载医疗设备，受益人次达6600万;帮40万贫困妇女实现创业与就业愿望，辐射带动350万人脱贫致富;为77万个贫困母亲捐赠邮包……”1988年12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成立，自此肩负起全面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和妇女事业发展的社会职能。

　　30多年前，《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在大别山为8岁的苏明娟拍下了一张后来被称为“大眼睛”的照片，风靡全中国，成为中国最知名、最动人的慈善事业——“希望工程”的标志。邓小平同志欣然为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每个对视“大眼睛”的人，都能感受到灵魂的震颤。从此，“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截至2018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0.23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94.9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10所。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通过开展救灾、扶贫、安老、助孤、支教、助学、扶残、助医八大方面几十个慈善项目，形成了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

　　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百万军民与特大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直接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2551亿元人民币。彼时，中华慈善总会发出致全国团体会员“关于积极支援当前抗洪赈灾”的建议函，并计划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一场赈灾晚会，希望通过晚会为抗洪救灾募集2000万元善款。“那是中国第一次电视募捐专场晚会。”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景依然不胜感慨：“当时整个楼层到处都是人!捐款的、捐物的、捐赠救灾海报的、请求分配救援工作的……许多家庭扶老携幼赶来，还有不少人从外地赶来，许多学校的大学生们赶来后自发地按学校组成志愿队帮助工作，许多餐饮公司为大家免费供饭、送餐，每天都开出上百号人的流水席……”

　　这场晚会实际收到的捐赠款物超过3亿元人民币，海内外社会各界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向灾区捐赠总额达到6.5亿元人民币。这一次全民动员的慈善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慈善观念，让更多人参与到慈善行动中来。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施行，全面规范了捐赠、受赠行为，保护了捐赠人、受赠人与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明确禁止捐赠活动中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并把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定性为违法行为。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施行，鼓励企业、私人捐赠财产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互联网时代的全民慈善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是改革开放以来伤亡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最大的一场天灾。灾难激发了国人内心深处的爱心，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激活了蓄力已久的慈善事业。

　　灾情发生后，国家快速动员和组织救灾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响应速度帮助受灾群众，大批志愿者从四面八方奔赴灾区，出现在紧急救援、医疗救助、伤病陪护、心理救援、儿童教育、物资发放、卫生防疫乃至抢收抢种等一切需要人力的地方。捐款、捐物成为人们见面提及最多的语言。汶川地震，让民间赈灾捐款数量实现巨大突破。中央电视台《爱的奉献》抗震赈灾晚会捐款额突破15.14亿元人民币。

　　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中国公益慈善步入有法可依的“善时代”。民政部等部门出台了慈善组织认定登记、公开募捐管理、慈善信托管理、慈善活动支出、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慈善信息公开等规章或政策性文件；财政部单独或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新的有关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等政策性文件；江苏、宁夏、江西、陕西等省立法机关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性慈善法规。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湖北、武汉首当其冲。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呼吁社会力量展开捐赠，驰援武汉。1月26日，民政部发布公告，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全国各地慈善组织迅速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慈善募捐行动就此展开。

　　2020年1月25日，中华慈善总会出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行动方案》，向全社会发出支援湖北的呼吁书，“抗击新冠肺炎，我们在行动”主题募捐项目迅速上线，工作全面展开;1月26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于腾讯公益平台发起“紧急救援，共抗疫情”慈善项目;1月26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紧急启动“灾急送”应急物流平台，在全国范围免费为支援湖北疫情防控物资提供运输与仓储支持;1月27日，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出倡议，号召全体会员、慈善组织、爱心企业与志愿者捐款捐物、开展志愿服务……

　　全国各级慈善组织在第一时间启动抗疫募捐行动，湖北前10天每天接收捐款均超过7亿元，善款总额达到79亿元。到2020年3月8日，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接受社会捐赠资金约292.9亿元，捐赠物资约5.22亿件;全国各级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累计拨付捐赠资金约239.78亿元，拨付捐赠物资约4.66亿件。

　　这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是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互联网公益慈善应运而生，人们突然发现，慈善变成了人人可做、身边能做的“小事情”。互联网慈善借助网络平台，每年数以亿计人次通过平台捐献；社区慈善立足基层、服务社区居民，在许多地方做得有声有色。互联网慈善与社区慈善已经成为我国慈善领域最具活力的慈善生态，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方向。 （来源：中国社会报 人民网）

　　修改慈善法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2022年任务之一

　　●6年前，一部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中国开始依法扶危济困，开启了中国公益慈善的一个新时代。

　　●实施4年后，慈善法在2020年迎来首个执法检查报告。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我国慈善事业在应对新挑战、建立应急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慈善信托、税收减免、互联网公益、细化罚则等内容亟需进一步完善。

　　虽然2020年全国人大对慈善法执法检查后，修法的声音很高，但并没被列入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要任务。

　　●2021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召开慈善法修订启动专家座谈会，意味着修法工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同年6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托民政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慈善联合会、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五家单位起草《慈善法（修订草案）》建议稿及行业意见收集等工作。

　　●2021年9月，慈善法修法工作阶段性推进会举行，对慈善法修订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2022年3月11日闭幕的全国两会，将修改慈善法列入预安排审议40件法律案之一，意味着今年慈善法的相关修订稿将进入审议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