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郭沫若先生的这首七律,描绘了一场盛况空前的招待晚会。
而见证并纪念这场盛会的国家一级文物——1940年文工会成立招待会签名轴,如今就珍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
“文工会签名轴是那段深沉厚重历史的缩影,是一幅为家国危难奋力呐喊的文化艺术界名流群像,更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力量的生动体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文博研究馆员艾智科这样介绍。
两页签名纸
云集300多人珍贵题名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楼抗战展厅,人们可以看到一幅纵64厘米、横251厘米的宣纸轴。
1986年,翁植耘将这幅本就诞生于重庆的文工会签名轴,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翁植耘先生在1983年辨认整理出来的名单334人;我们退休的工作人员在1993年再次进行了辩认核实,整理出的名单为328人(其中无法辨认者5人,名字不完整者29人)。”艾智科介绍,虽无法辨认全部人员名单,但这份签名轴几乎揽括了当时文化艺术领域在重庆的重要名流和一些政要,诸如周恩来、黄炎培、沈钧儒、陶行知、于右任、章伯钧、邹韬奋等。
翁植耘是谁?文工会又是如何诞生的?签名轴上为何能汇聚这么多文化名流的题名?人们对签名轴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
艾智科说:“文工会全称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而翁植耘时任文工会秘书,也就是郭沫若的秘书。”
1938年,武汉失守、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相继内迁,重庆一时成为文化精英荟萃之地。
第三厅是进步文化人士聚集的地方,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活动,对第三厅的钳制与压迫亦日甚一日。随着时局的恶化,国民党右派中的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逐渐抬头。
1940年9月,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第三厅。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事发突然,善于化解危机的周恩来几经斟酌,向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交涉:“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你们不要,我们要!”得知周恩来的想法,蒋介石大伤脑筋。经过反复权衡,蒋介石召见郭沫若等三厅负责人,答应另成立一个部门,“仍然请郭先生主持”。
1940年11月1日,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正式成立。周恩来审时度势,认为成立文工会也是权宜之计,完全可以借助文工会这块新招牌重新组织第三厅的原班人马,继续带动全社会的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抗战宣传。
事不宜迟。经过紧张的筹备,1940年11月7日,由文工会的主管单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面邀请集中在重庆的400多位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新建的“抗建堂”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晚会。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坚定不移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文工会也正是在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的背景下成立。因此,文工会肩负着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巩固和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的使命。”艾智科介绍。
一场招待晚会
凝聚御侮信心和斗志
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文化盛会,在战争期间,在空袭不断的重庆实属不易。
1940年11月7日晚,文化界和各界代表前来“抗建堂”参加文工会成立晚会。晚会组织者准备了签名的纸墨,欲为盛会留下历史纪念。
“当周恩来步入会场时,第一张宣纸已被客人题名写满,只剩下靠近纸边的空位,周恩来便签下自己名字。”艾智科说,随着签名的客人越来越多,很快又将一张新宣纸写满,事后工作人员将这两张宣纸装裱,周恩来的签名就出现在整个签名轴的正中。
签名者中有德高望重的沈钧儒,签名轴上字迹最小的是文学家老舍。签名轴最右,是郭沫若作为招待晚会主办方而加题的“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和“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两行字。此外,日本反战同盟会的绿川英子等国际友人也纷纷签名留念。
抗建堂是现在渝中区纯阳洞的一处礼堂,当时则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排练大厅。战争期间,晚会虽然设施简陋,但是氛围热烈。
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盛赞郭沫若:一支如椽巨笔,足堪横扫千军。
推杯换盏中,沈钧儒老先生和郭沫若都先后上台演讲,使现场氛围陡转,他们的话锋直指国民政府的宵小所为。
郭沫若说,“当前,分裂投降的危机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决加以揭露和反对,一定要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
郭沫若等人的演讲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全场群情激昂,豪情满怀。
艾智科介绍,据翁植耘回忆,当晚的招待会仅设置签名台两个,因此400多位来宾应有一部分人漏签。横轴裱成时,郭沫若加题了两行字。
招待会一个多月后的12月21日,郭沫若和田汉又在轴上又各赋七律一首,并加说明裱在一起。
郭沫若在诗中写道:“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
田汉的这一首七律为:“紫电银涛发四檐,一时群彦见毫纤。果然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今亦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绿,好为民间达苦甜。”
“郭老诗中的‘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田汉诗中的‘紫电银涛发四檐,一时群彦见毫纤。果然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生动地写出了晚会的空前盛况和热烈气氛,充分表达了参会者的政治热情和抱负,也是对蒋介石妄图羁糜爱国进步人士阴谋的一次绝妙反击。”艾智科说。
一幅签名轴
成统一战线宝贵历史文物
文工会成立后,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荟萃了阳翰笙、茅盾、杜国庠、田汉、翦伯赞、胡风、老舍、侯外庐、王昆仑、邓初民等文化精英,包容了比三厅更广的代表面,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虽然国民党将文工会定为研究机构,并限制其活动,但周恩来却认为:有一个给我们的地盘站住脚,不怕干不成事情,要求其中的党员“跳出圈子”去活动。
遵照这一指示,文工会跳出“只准研究”的圈子,以举办讲座、演讲会、报告会,开展文艺创作、艺术演出等形式,宣传抗战、呼唤民主,利用合法方式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土,促进了抗战进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推动抗战民主作出了独特贡献。
空前高涨的创作热情之下,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其中,新编历史剧《屈原》等作品的公开演出,使山城民众的抗战激情再次爆发。
“招待会后,签名轴一直悬挂在重庆天官府七号文工会的大厅里。”艾智科介绍,1945年4月1日,文工会被迫解散,在安排善后工作时,郭沫若和冯乃超将签名轴等交时任文工会秘书的翁植耘保管。
新中国成立后,翁植耘一直将签名轴妥善保管。但因种种历史原因,签名轴下落不明。
1983年7月,经相关部门不懈努力,签名轴又回到翁植耘手中。
1986年,他将在渝展出的签名轴原件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
签名轴是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一次重要统战活动的见证。
它见证了当年在党的领导下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团结一致的局面,彰显出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对当今更好地开展党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此众多不分党派行业的名流,同时出席一个招待晚会,实属罕见。”艾智科感慨地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笔为刀枪、以文为子弹,为民族存亡疾声呐喊,为共同的目标而奋力向前,凸显了抗战时期党领导文化统战的巨大魅力和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艾智科表示,签名轴见证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大多数,代表大多数,为民族利益振臂呐喊、浴血奋斗的历史;如今,它也必将会见证全体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凝聚共识、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记者 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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