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

　　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全面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

　　好在中国高铁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党的二十大精神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大好局面。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以及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造成太多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地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其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

　　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

　　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

　　（张维为 摘自《观察者网》》2022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