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频繁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在宋代，就十分重视防灾救灾工作，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救灾制度，其中尤以富弼主持地方行政时“简便周到”的救灾防疫做法为式样，被天下传。富弼所谓何人？他乃一代名相，历仕真、仁、英、神宗4朝，垂40载，逝世后配享宋神宗庙庭，皇帝亲自篆刻碑首，并令大文豪苏轼撰写碑文。  

富弼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小胸怀大志，刻苦为学，不以诗词为意，而尤善策论，以圣贤自期。他在27岁，中茂才异等科，自此踏入仕途。他与范仲淹、司马光、韩琦等人交情甚笃，以爱民保民自励，因此在负责青州赈灾时，以多种举措力挽狂澜，让50余万灾民存活下来，成为历朝历代竞相学习的典范。  

（一）  

北宋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口，洪水泛滥，黄泛区一带人民流离失所，沦为灾民。30余万流民纷纷跑到京东路青州、淄州等丰饶之地避灾。恰值富弼时任京东路安抚使，管辖八州之地。面对突如其来的灾情，富弼忧心忡忡，他既怜悯百姓因疫而死，又担心流民散为盗贼，威胁统治秩序的稳定，因而迅速地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以应对天灾人祸。  

灾荒之年，首当其冲的是粮食供应问题，“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统筹赈济粮食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富弼根据管辖八州的仓储盈虚状况，选择5处丰熟州县，开放粮仓，调度粮食。其次，罢官籴，因灾荒年月，粮食供应不足，粮价上涨迅速，假使政府一如既往收购粮食，必会加速粮价的上涨，那么暂停收购，对于广大灾民的抗灾自救意义重大。这也是宋代政府比较常用的一种救灾措施。然而，在灾荒年月政府尽管会想方设法赈济，但力量总有关涉不及之处，难以事无巨细，于是“劝分法”应运而生，劝谕受灾地区人民进行灾后互助捐献粮食显得十分必要。  

富弼还借鉴前朝的纳粟补官制，鼓励乡绅大户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安排小吏将各户捐赠明细记录在册，待灾情过后依据捐赠多寡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此项举措实际效果明显，极大地调动了富户豪绅的积极性，使得政府筹集到更多的救灾钱物，惠及了更多灾区饥民。  

此外，富弼还鼓励民众自救，将原本属于国有的山泽森林池塘之地，听任流民自行获取给予土产，令原主不得干涉。他安排地方官员劝诱流民，或借种给灾民，让他们种植自救，借以为生，扩大了灾民获取事物的来源。农以地为本，农民有了土地，经过辛勤耕作，既可为国家提供赋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稳定社会秩序，同时维持一家的生计。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并且有一定进步意义。  

富弼通过以上举措，“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廪，随所在贮之”，解决了救灾中的关要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祐二年诏左司谏朱光庭，赶赴河北路赈济灾荒，大开仓廪，然豪强所获10倍，贫弱百姓却毫无所获，名为借贷，实质是不顾百姓死活，空仓济民。富弼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将“以民为本”落在了实处，二者高下立见。  

（二）  

灾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救灾重点就需要向保证灾民身体康健方面转移。各种灾害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水旱灾害会导致流民增加，再加上古代生产力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政府实施赈济主要在城市中集中进行，大量灾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生存环境恶化，城市承载压力陡增，处理不当甚至会引起二次灾害，暴发大瘟疫。  

针对上述问题，富弼及时出手制定区域隔离防控瘟疫的方针，“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筹划征集了大量政府与私人空闲住所，用来安置来到青州的灾民，并将本地受灾区域划分，进行有序的隔离和救助。富弼还进一步明确各级机构在救灾工作中的责任，吩咐各地在交通要道处张贴布告，引导灾民们及时分散到邻近的村庄中去，妥善安置灾后流民，保证流民有栖身之处，以此降低伴生性瘟疫的风险。他还为在灾难中的死者设置大冢葬之，曰“丛冢”，保护灾民生存环境的卫生，避免瘟疫的发生。  

当然，此次灾情能够得到妥善处置也与宋代医疗机构比较完备是分不开的，宋代设立有翰林医官院、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富弼将当时的灾情状况上疏宋仁宗后，宋仁宗于次年二月遣使颁药，因而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发生。富弼积极协调安排八州救灾人员以及稳定灾区秩序等要务，如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动员地方乡绅阶层发挥能量；安排吏中待缺、寄居的人员聚集在灾民的地方，认真记录灾民具体受灾程度、家庭人口数量、性别年龄等情况；挑选灾民中有能力的人员负责发放各个安置点的食物，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兼顾公平原则进行，即先赈济贫困下户，之后才到中产富裕之家，济粮的数额根据前述的登记情况时定量地向灾民分发济粮等等，使人人各骋所能，各尽其用。  

除此之外他还极为重视人情关怀，“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富弼通过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部署，不仅解决了管理人手不够的问题，而且以人性化的处理方式缓和了官吏与灾民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了灾区秩序的稳定。  

（三）  

富弼还采取荒年募兵的方式解决了流民为患的问题。流民，如水之流，在源头治理得当，则化阻力为助力。若一味武力压制，则难以为继。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深刻认识到“堵不如疏，疏不如引”的道理，所以每逢灾荒年月，募灾民为兵，赈济灾民，稳定社稷。此项方针为后代继任者奉为圭臬，宋神宗就曾夸赞这项举措为“太平之业”“自古未有及之者”。  

但此项措施利弊共生，会产生冗兵问题以及国家帑库无力承担军费问题。因此富弼尽管依“祖宗之法”招募流民，但是为了控制冗兵、冗费问题，他提出“募伉健者以为厢兵”“寓兵于农”，选择健壮者为兵，教授武技，并冠以威勇、忠果、壮武之号，征役如同禁军，免除其他徭役。此法一举两得，既扩充禁军数量、提高禁军整体实力，又给予流民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避免了社会动荡。  

（四）  

对于灾祸产生的原因，富弼有着独到且深刻的见解，他认识到荒政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因在灾荒年份，富商大贾大都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灾民生活本就艰辛，压力重重，走投无路时违法之事也就频繁发生。若政府墨守成规而不知变通，仍一味地横征暴敛，必然会引起民愤，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灾民也只能四处逃亡，走上揭竿而起的道路，这也是统治者不想看到的结果。  

为此，富弼劝导在位者于灾荒年月应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作为救灾思想。在具体操作方面，富弼认为国家应适当免役宽刑，纾解民难。如不能因时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易导致民变。早在宋太祖时，旱灾遍至荆南一带，就因没有及时意识到减役宽刑的重要性，盗贼兴起，出现了小规模的民变。富弼引以为戒，提出减免苛捐杂税、宽其赋役是治本治标的有效方法。果真，第二年，河北粮食丰收，数十万灾民得以重返家园过上安定温饱的生活，河北一带对富弼也是赞不绝口。  

面对灾荒，富弼审时度势用一套系统的救灾防疫制度应对灾情，一改往年择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救灾举措，运用全面周到的治理措施解决了灾情中突出的治安瘟疫两大难题，达到了治灾防乱的目的。  

（摘自《学习时报》2020年04月13日 郭代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