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美贸易战本身很难。而理解贸易战会如何导致更大程度的经济“脱钩”、影响中美长期的战略关系，则难上加难。今年年初，我在题为“可避免的战争”一文中写道，二战后不断被塑造的中美关系，在2018年经历了一个新的重大转折。

中美关系的第五阶段

两国关系的第一阶段是战略敌对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恢复对华关系。接下来的20年是第二阶段，中美战略协作反莫斯科，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第三阶段是20年的经济接触期，突出表现是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结束。第四阶段是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经济上更加自信的中国日益崛起，此时的中国在亚洲以及全球推行更加积极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目前应该算是中美关系新的第五阶段，美国已经正式放弃其长达40年的对华“战略接触”政策，转而接受一种尚未定义的“战略竞争”概念。2017年12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2018年2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是这种深度转变的正式标志。自此，中美关系进入新的不确定地带，双边接触机制事实上已经被搁置。

如今，中美似乎回到一种19世纪风格的国际关系状态中，两个政府之间的主要政治接触更多通过使馆、大使以及临时特使进行。中美关系的易碎程度几乎到了过去30年来的最高点。悬而未决的中美贸易战把大家都拽进一个持续不爽的新世界。中国已表态，对美国坚持协议签署后保留一段时间加征关税的要求，中方不会让步;中方也不会接受美方的不平等条约：即美方可以单方面认定中国不遵守协议而重新加征关税，而中国不能采取反制措施。中方同样很难容忍，特朗普为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中国对美“采购清单”。

同时，北京接连发表大量针对美国的强硬言论——这些是我过去30年来未曾见过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提醒民众，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2个月，志愿军就在朝鲜半岛把美国打到陷入僵局。类似举动向国内传递的信息很明确：5000年来中国遭到外部诸多冲击，但中国有忍受痛苦的漫长历史，而且都最终胜出。同时，中国测算过，若贸易战全面爆发，每年经济增长率会损失约1.4个百分点。为此，北京已经启动全面的财政、货币和基建投资等措施，作为部分刺激策略，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6%这个关键门槛之上。此外，其他措施也在准备之中。

火上浇油的是，特朗普政府5月15日宣布，将把中国明星企业华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实际上是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提供关键零部件。紧接着，中国5月31日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任何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或者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国际企业，都将被列入该清单。似乎众多国际企业要陷入中美火力交叉之中。

贸易战该如何结束？

那么，贸易战的解决方案前景如何？如果政治依然能够得到管理，说到底双方都依然需要贸易协议。特朗普如果想连任，必须让美国经济增长贯穿至2020年，延续这一轮已经很长的增长周期。为此，他不能让谈判破裂，因为市场信心也会随之崩塌。对特朗普而言，美国实体经济恐将在其最不能承受的一年面临衰退。

对于中国而言，继续依靠经济刺激拉动增长是有限度的。目前，中国全部债务占GDP的比重约为248%(尽管绝大多数是国内债)。中国私营企业2018年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解决贸易战对中国恢复国内商业信心很重要。

我的预测是，中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五五开——这是一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最终角力——两国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上的会晤，将见证谈判进程的“重启”。大阪峰会后，美国可能在中国两条红线的第一条(签署协议后保留关税)上让步，同时，中国很可能会同意基于之前的提议适当增加采购美国商品，尽管数量上可能没有特朗普要求的那么多。这样一来，双方都保持了各自的体面。当然，最大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打算拿什么成果兜售给自己的政治大本营，以及用一个什么样的贸易协议，阻击从右翼包抄他的民主党人。

为全球利益，应避免“脱钩”

不过，虽然结束贸易战本身可能有解决方案，但两国间的“技术战”才刚开始。我们要系好安全带，面对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间更根本性的脱钩风险。中美技术脱钩下的互联网、电信、金融科技以及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子？在互联网方面，中美之间已经出现脱钩。不论是互联网内容、搜索引擎，还是更大层面上的管理机制，我们已经走向两个不同的数字世界——一个以美国为基础，另一个有中国特色。

在电子支付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进展。中国的支付宝、微信支付以及银联等支付系统，不但遍及中国境内，而且拓展到世界很多地方。同时，传统的美国信用卡在中国并没有被普遍接受。美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设置了很多非关税壁垒，限制它们被广泛使用。眼下，更激烈的竞争正发生在控制未来电子支付系统上，这些系统是电子商务以及全球数字经济的金融“轮机舱”。

中美的电信系统也在发生“脱钩”，两国都从安全层面找到了依据。尽管美国移动设备活跃于中国市场，但美国电信企业的中国市场份额越来越小。而华为在美国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其他中国电信设备提供商也面临被广泛限制的前景。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很多发展中国家，华为的5G通信技术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目前正在全力封杀华为进一步夺取西方市场，包括其最密切的盟国。

一旦在电信、宽带和数字经济领域的脱钩完成，我们可以推测其对中美全球供应链带来的严重后果。

最后，脱钩已经出现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敏锐地注意到其在这个关键领域的力量，知道自己能前所未有地获取大数据，以及由此产生的机器学习可能性。而且，运用这一新的前沿技术，可以产生大量经济、军事和技术应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在寻求限制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中国接触。

所以说，问题不是脱钩始于何处，而是要走到什么地步才算结束。如果脱钩在未来十年成为广泛现实，那么外交和安全政策将何去何从？

这一切开始让人感觉到，似乎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正在慢慢被调转方向。过去30年，在全球资本和技术流的驱动下，全球化的基本逻辑一直是超越国家政治和保护主义，让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随着经济全球化在全球金融危机时登顶，我们如今开始目睹其下滑的最初迹象，这种下滑源于其内部矛盾，但现在受到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驱动。

基于这些原因，中国和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该仔细考虑这些令人不安的轨道会把我们带往何方。这既是为了美中两个国家的利益，也是为了全球的利益。

（摘自《环球时报》2019年06月25日 陆克文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