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70多年前的1948年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石家庄胜利召开。这次大会，被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幅”。回顾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追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光辉足迹，总结党领导人民建立政权、当家作主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对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做好新时代的人大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关于政治军事背景。1947年6月30 日,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标志，解放战争拉开了战略反攻序幕。1947年11月， 石家庄解放，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华北沃野连成一片。与此同时，西北、华东、东北等野战军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到华 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全国解放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4.5%，人口占全国的37%，解放军发展到280万，国民党军队锐减到365万，解放战争处于战略决战前夕。1948年4月10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 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政权呼之欲出。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毛主席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华北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尽快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以迅速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的政治军事形势。

关于经济社会背景。1946年5月4 日，中央发出《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 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 “耕者有其田”。为推动解放区土改，中央工作委员会于1947年7月至9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中心议题是彻底进行土地改革。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废除封 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全国土地会议极大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到1948 年春，解放区土改基本完成。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分得了土地、成为了主人的农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成立贫农团和农会，建立起了自己的基层政权，并受到了民主实践的锻炼。解放区 土地改革与政权建设同步推进，为召开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重要的 经济社会基础。

关于政权建设背景。抗战时期，河北分属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两个根据地分别是我党在敌后建立最早和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其政权建设演进脉络大致是：1937年11月创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县 召开。1940年4月，中共晋察冀分局决定在边区建立各级民意机关。1943年1月，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使边区 各级政权构成完整体系。1937年11月创 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8月，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河北涉县成立。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 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产生了边区政府。至此，晋冀鲁豫边区也建立起 完整的民主政权体系。1948年5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并迁至石家庄合署办公，负责华北临时人民 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概括起来讲，革命战争形势的迅猛 发展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创 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大会 召开赢得了广泛民心，党长期探索人民 政权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大会召开奠 定了坚实基础。至此，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并建立华北人民政府也就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二、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第一，酝酿阶段。1948年2月16日， 刘少奇同志向中央建议合并晋察冀和 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 局，召开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2月 20日，党中央复电赞同提议。根据中央 关于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 合并的决定，1948年6月26日，两边区驻 会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听取成立华北 人民政府说明，并作出两区合并决议。 有参议员提出，华北仍处在战争状态， 建议大会增加“临时”二字，以留有余 地，此建议获得一致通过。

第二，筹备阶段。大会筹备工作在党中央和华北局领导下进行，刘少奇负责具体指导。他专门指示：“会期可延长十天以上，以便党外人士讲话。”大会筹备主要包括事务组织和文件起草。1948年6月30日，华北局发出 《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通 知》。7月11日，两个边区联合发布《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代表大会暨选举办法 的决定》，对代表名额及分配、代表资格、选举办法等作出具体规定。大会共 确立10种类型的代表，即区域代表、妇女代表、职工会代表、军队代表、回民 代表、文化界代表、社会贤达代表、商 会代表、指定代表和聘请代表。代表产 生方式，即凡有人民代表会议的县市， 由选举产生；无人民代表会议的，由推选产生。5个省选出区域代表394人、职业和团体代表173人,另有政府邀请代表31人,共计598人，实际参会542人。

第三，召开阶段。大会原定1948年 8月1日开幕，由于连降四天大雨，代表们不能如期到来。8月7日，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开幕。开幕前，召开党外人 士座谈会听取意见；举行预备会，选举产生大会主席团，成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规程。为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对外宣称“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并都在晚上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4个工作报告：聂荣臻作的华北军区军事报告，薄一波作的施政方针建 议报告，杨秀峰和宋劭文分别作的两 个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4个法案，即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条例、农业税税则法案；审 查了军事、政治、农业、工商等八方面 1180件提案；选举产生了由27人组成的 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8月19日，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胜利闭幕。9月20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平山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董必武为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9月26日，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正式 成立，并一直工作到1949年10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至此，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从 酝酿到筹备再到胜利闭幕，在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高效运作，一气呵成，圆满成功，完成了我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中国民主革命 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实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探索创建向相对成熟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革命的 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从大革命时期党 领导成立的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到各地 成立农民协会；从土地革命时期工农兵 代表大会，到建立苏维埃政权，党一直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进行艰辛探索。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人民政权 建设的伟大构想并在实践中尝试。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概念，指出 “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948年1月，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 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我们党建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伟大构想在一个高层次上得以实现。

二是构建了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前以“人民代表大会”命名的最高层次的区域性权力机构，从会议组织、程序、功能等方面看，具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特征。（1）制定了选举办法，确定了区 域、军队、妇女、少数民族等 10种类型 的代表，绝大多数代表由选举产生。（2）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形成了政权执行机关。（3）行使了立法权， 虽然有的法案由政府颁布实施，但立法主旨、基本框架由代表大会确定。（4） 行使了监督权，听取审议了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5）制定了具体程序和相关制度，例如，召开预备会，选举主席团；成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代表资格和提案；制定大会议事规程等。这些做法开创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的先河。正如董必武在开幕词中指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三是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和夺取 全国胜利的伟大进程。华北解放区地处东北、西北、华东、中原等解放区的中心地带。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不仅使华北成为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基地，而且也让人民看到了由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大会闭幕 1个月后，即 1948年 9月，解放军攻克济南，辽沈战役也同时打响；10月，太原战役打响；11月，发起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正如邓小平在当时大会致辞中所预言的：“今天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一定会鼓舞全国人民，增强全体解放军特别是中原解放军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华北家乡是巩固的、在建设的，他们会有更大决心、更高勇气和敌人作战。”

四是奠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建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华 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 设好，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做准备。大会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在政权建设方面，大会以及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制定了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社会等一系列制度 200多项，为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原创性探索。《华北人民政府 施政方针》中的许多原则为后来政治协 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所沿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统一财经制度，统一货币制度。1948年 12月 ,华北人民 政府将华北银行、山东北海银行、西北 农民银行合并，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在组织建设方面，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华北人民政府的18位领导人中有12人在后来的中央政府任职。

（摘自《中国人大》2019年第8期  范照兵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