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大工作者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者，肩负着将立法精神普及到人民群众中去的重大责任。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促进社会治理重心下沉。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深化基层自治制度，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有机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何化解矛盾是推动三者有序融合的一大主线。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的“末梢神经”，是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沉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普法释法则是基层人大工作者在促进社会矛盾化解最重要的抓手。  

先普法后执法化矛盾纠纷于未然。当前我国社会迈入改革的深水区，矛盾纠纷出现高发态势。据调查，土地、邻里、经济等方面是仍基层矛盾高发领域，“信闹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法制意识淡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一方面，国家法律、政策是上级部门根据普遍性问题制定的具有宏观性、全局性的规范，部分条款语句存在概括性强、抽象性强、专业性强的“三强”特点。另一方面，部分基层执法者、农村群众由于日常工作繁重、自身素质参差不齐等特点往往缺乏解读各种法律政策的精力和能力，因此学法吃力、有法难懂是摆在基层干部群众面前的一个拦路虎。因此，在土地复垦、住房改造、环境整治等政策涉及面多、解读难度大的执法行动中很容易出现矛盾纠纷。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与人民群众的直接纽带，基层人大工作者在促进立法精神下基层，化解矛盾纠纷中应大有作为。据实践表明，在开展各项执法工作之前，及时将涉及到的法律政策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开来，执法中矛盾纠纷发生率大大降低。通过以案释法、普法短视频等手段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成一个个接地气的案例，老百姓对政策法规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也更加理解执法者。  

以法治为准绳规范基层执法。如果部分群众缺乏法治意识是基层矛盾纠纷多发的诱因，那么部分基层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深入理解所产生的过度执法、粗暴执法就是放大矛盾的催化剂。法律是一道标尺，偏长偏短都不可取。不逗硬执法、和稀泥执法仍然是法治意识缺乏的表现。实践中，基层部分执法干部将柔性执法误解为选择性执法，甚至执法者在执法的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须知法律是国家强制力的体现，执法者是法律从条文变为现实的直接承担者，如果执法者都处于弱势地位，法律的权威性、强制力就更难以保证。执行不力，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长远看来，有法不依的危害甚至大于过度执法的危害。部分基层执法者两级分化的原因在于对法律学习不到位，不了解执法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偏离了法律的准绳，那么执法活动就更多的基于个人性格而不是法律本身。因此，基层人大工作者在普法过程中应抓住执法者这个牛鼻子，从立法精神出发，推动程序正义意识在执法过程中普及。（何德翼）